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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环境下的年鉴发展

点击数:22682012-09-30 00:00:00 来源: 中国年鉴网

内容提要:随着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大英百科全书》宣布停止印刷纸质版,年鉴出版将近距离面临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如何走出传统出版的束缚,如何认识自身内容价值优势,借助多媒体平台再次起飞,将是年鉴出版面临的机遇。

关键词:数字出版;年鉴出版;网络时代

 一、出版业的数字化时代

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近日宣布,最具权威的英语百科全书、出版历史达24432卷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又称《大英百科全书》)纸质版将停止印刷,全面转向数字版。《大英百科全书》1768年于爱丁堡面世,它被誉为最具权威的英语百科全书,每10多年推出新版一次,编辑团队由逾百人组成,并拥有数千专业顾问为条目内容提供意见或供稿,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1990年《大英百科全书》一年售出12万套,达到历史高峰,总销售额达到65亿美元。不过自互联网普及,民众获取资料渠道增加,《大英百科全书》销量大不如前,1996年时销量已降至4万套, 2010年版只印行12万套,但迄今仅售出8000套,未及高峰期销量的一成。《大英百科全书》纸质版的黯然掩卷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数字化时代来临了。

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出从213亿元增长到1051亿元。“近几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每年增长都超过60%,预计这个趋势还将持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说。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数字化阅读呈现明显增长势头,网络在线阅读人数同比增加11.1%;另有27.6%的被调查者用手机来阅读,同比增加4.6%。在第22届书博会上,几乎所有的传统出版社都开发了数字化平台,涵盖内容也从简单的电子书出版到多媒体应用的开发、数据库以及综合性平台的建设。

如果说,以往数字出版的声音由若隐若现到越来越近,那么这次“狼”是真的来了。这对于以《大英百科全书》为行业翘首的年鉴出版行业是个不小的震动,也似乎真的是需要切切实实做点什么了。等待年鉴的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大英百科全书》留下的那句“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预示它涅槃重生、拥抱数字化的宣告。

二、年鉴出版的数字培育

年鉴出版的数字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版,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为网络版,今天已发展为多媒体共存的数字版时代。

我国年鉴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破土而出的是《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和《世界经济年鉴》等,以后出现了“年鉴热”,年鉴品种从数十种增加到数百种,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是年鉴大发展时期,中央级年鉴、地方级年鉴如雨后春笋般茂盛起来,年鉴猛增到千种。

20世纪90年代多媒体电子版年鉴适应网络时代的需要出现了,如著名的英国简氏情报组织1990年就出版了7种军事年鉴光盘,向用户提供有关军事装备的现状、发展、规范等技术统计等多种资料。据英国《多媒体光盘指南第18版》(1997年)的不完全统计,光盘年鉴约43种,其中美国32种,英国4种。

此时我国的电子出版业还极不发达,《中国人物年鉴》自1996年下半年开始研制年鉴的电子化,至19985月正式出版,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电子年鉴。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年鉴开始电子化培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年鉴信息储存在磁盘和光盘上,实现微缩化、电子化,成品是电子出版物,只是媒体单一,只有文字和数据,没有声音和图像;另一种是应用超文本和多媒体技术,制成既有文字数据,又有声音图像动画及实况录像,富有真实感和历史感的多媒体电子版年鉴,如《中国人物年鉴》(光盘版)中包含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28位国家领导人的录像,并伴有画外音。

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年鉴进入网络时代。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许多年鉴单位,如美国的《麦格劳·希尔科技年鉴》、英国的《世界大事年鉴》、日本的《世界大百科年鉴》、联合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统计年鉴》等都在网络中构建自己的主页,信息内容包括所有的年鉴目录、所有原始稿件样本以及所有与其相关的资料。

21世纪始,《中国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相继建立,截至目前收录年鉴分别为1500种和2365种,部分年鉴也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平台。当今已是多媒体共存时代,年鉴也进入到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媒体体验阶段。

三、       年鉴的数字化优势

同普通图书相比,年鉴具有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编辑规范、连续出版的特点,进行数字化嫁接简便容易,从而在信息传播海量、高速、互动的数字化环境中,更能凸显以下诸多独特优势。

资料密集,便于建立海量数据库。数字出版的前提是建立海量数据库。而年鉴收录广泛,信息资料容量大,密集程度高。一部百万字左右的年鉴,一般收有条目上千条,可分析出有检索意义的完整资料主题达数千个,其中蕴涵的单一信息,往往数以万计。就汇集信息资料的数量和密度来讲,年鉴是其他出版物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特点,恰恰契合数字化。《中国税务年鉴》(2011)“法律法规”篇章在纸质刊物中只收录文件目录,而将占用篇幅较大的文件全文直接收录在光盘中,形成便于检索查询的独立数据库,不但扩大了纸质图书的信息承载量,而且便于读者使用。

编排规范,便于进行数字转换。数字出版对检索功能有较高的要求。而年鉴体例严谨,编排系统。一般使用分类编辑法编辑,按不同层级划分为类目、分目、条目及其他资料主题,这样的分类体系使年鉴信息资料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同时,年鉴作为工具书编写规范,条目的标题即是内容资料的聚集点,配有内容分析索引,检索较为方便。这一特点使数字化转换更便捷、容易,省却了诸如在数字化转换中设定查询关键词的环节。

连续出版,便于向数字期刊发展。目前在网络运营上做得比较成功的是专业期刊和大型品牌工具书。年鉴的特点是逐年编撰、连续出版,一年一刊,许多资料都连续收载,其资料性、连续性强于杂志,具有大型资料性工具书的独特优势。年鉴完全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在编撰出版纸质年鉴的同时,制作出品多媒体电子版或网络版在网上推出,形成数字期刊品牌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

在多媒体共存时代,年鉴必须认清自身角色,把握好自身优势,充分体现年鉴资源的系统性、完整性, 充分发挥年鉴资源的价值,在数字出版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四、       数字化助力年鉴再发展

基于以上优势分析,年鉴出版业在数字出版时代可谓是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因为对于信息量大、纸质厚重的年鉴而言,数字化更便于搜索、查询,对于海量信息的运用更简便、快捷,《大英百科全书》完全走向数字化,也是年鉴与数字优势对接的样本。但发展数字化的同时要注重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增强版权意识。如前所述,年鉴的出版者具有的优势是内容价值,所以对于内容一定要保护好,要有版权意识。一些技术开发商以免费数字化、增加宣传效应为名游说出版者免费或微利提供内容。而实际上,一旦将内容拱手让予技术开发商,不但丧失优势和话语权,对技术的依赖性将会失去若干年的内容资源,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二是选取优质的技术开发商。技术公司相当于传统出版时代的印刷厂。传统出版需要优质的印刷保证质量,同理,选择技术开发商不但要考核评估其技术软件的稳定性、持久性以及更新换代的速度质效,还要考核其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因为海量数据的转换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旦软件出现问题,数据不但会失效,而且也会面临顷刻间销毁的风险。如若更换软件,则会付出双倍的代价。信息业日新月异,一旦软件陈旧落后必将影响读者的阅读品质,降低其内容价值。一个服务能力强的技术开发商将会为出版方带来良好顺畅的运营管理和广阔持久的渠道。世界级畅销书《哈利波特》就是依赖英国科技集团公司强大的网络运营能力确保了24小时内全球同时发放几百万图书的惊人之举。

三是要培养一批新型复合型人才。数字出版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建设一支既具有过硬编辑业务能力,又了解数字出版特征,能熟练应用数字技术的编辑队伍。更需要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视野的技术性管理人才。

四是要探索新的营销模式。应对数字出版,最重要的是选择恰当的盈利模式。 目前数字出版技术商的盈利途径有三种: 一是提供技术服务的收益; 二是通过数字内容的代理发行获得收益; 三是基于内容整合服务的收益。传统出版拥有出版权利,要相应地与数字技术商探讨合作数字出版模式和盈利路径的选择,如共同建立专业数据库平台,实现按需出版、网络出版,拓展在线教育,以及开发其他数字产品等多种途径实现和分享最大化的盈利空间。

我国年鉴的数字出版正处于发展关键期,传统年鉴出版业应抓住当前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带来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以数字出版为突破口推动年鉴出版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参考文献:

①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

②肖东发、邵荣霞:《实用年鉴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③李志明:《我国两大年鉴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载《图书馆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④曹爱菊:《“内容为王”应对数字出版》,载《出版参考》201111月下旬刊。

⑤佘竞雄:《浅谈我国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载《中国统计》2011年第12期。

⑥严 冰:《数字出版产业:挑战与机遇》, 载《经营与管理》2012年第4期。

⑦赖红柳: 《数字时代的年鉴编纂与出版》,载《广西地方志》 2011年第2期。

⑧谢敏:《浅谈年鉴的电子化》,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1期。

⑨杨隽:《在因特网上寻找:中国的年鉴信息》,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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