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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信息十二论

点击数:20322012-09-30 00:00:00 来源: 中国年鉴网

内容提要:年鉴是一种连续编纂的年度性的资料性工具书。编纂出又多又新又有实用价值的信息,不仅是年鉴编纂工作需要探讨的一个实际问题,也涉及年鉴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从年鉴信息的年度性、连续性、工具性、单一性、完整性、实践性、借鉴性、公共性、地方性、主体性、规范性、准确性等12个方面作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年鉴信息;理论研究;编纂实践

 

  年鉴是一种连续编纂的年度性的资料性工具书。编出高质量的年鉴是我们不断努力奋斗的目标。衡量一部年鉴质量高低、优劣的标准,主要标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一定篇幅内提供有价值信息量的多少,提供的信息量越多,价值就愈大。二是提供的信息是否有用。这不决定于编纂者的主观愿望,主要看是否符合信息的受体——用鉴者的需要,不为信息受体需要的信息,是没有价值的。因此,编纂出又多又新又有实用价值的信息,不仅是年鉴编纂工作需要探讨的一个实际问题,也涉及年鉴的基本理论问题。笔者结合参与年鉴编纂工作的体会,就年鉴信息的12个问题分论如下:

  1.信息的年度性。

  年鉴以年为周期,一方面是考虑到古老的传统,日月运行,自然变化,主要农作物生长和农民劳作,都是以一年为周期,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另一方面,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以及国内外各方面人士了解和评估一个地区一项事业(行业)的基本形势和投资环境,都需要一个年度的整体信息,如企业的经济计划,综合GDP指标,经济效益,业务工作总量,财政税收的收支情况,公、检、法系统对各种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审结,大气质量评估,重大事故伤亡指标,重大自然灾害等,也无不是以一个年度来统计的。同自身过去对比,同全国各地区、各项事业和行业比,同国外同类专业对比,也都需要年度性统一口径。年鉴信息的年度性适应了这种需要,其优势是其他著述难以替代的。

  在年度性的把握上,要坚持不收录不足一个完整年度的信息,如仅有1~5月的信息;不收录没有年度性特色的信息;也不收录三年、五年、十年累计的信息。

  2.信息的连续性。逐年连续编纂是年鉴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区别于其他工具书的特点和优点。衡量一部年鉴的质量高低,价值大小,不能只看一部、两部,而是看十几部、几十部连续的质量,做到横可鉴,纵可比,提供的数据、资料是连续的、系统的,而不是间断的、上下无法比较的数据和资料。因此,年鉴编的时间越长,使用价值就越大。连续编纂的年鉴,具有可比性,能为领导规划、决策,为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为修志准备资料,为海内外投资者了解投资环境提供更好的服务。

  年鉴连续性问题要坚持两点:

  一是基本数据要连续记述,要具有可比性。年鉴连续性,要求历年编纂的年鉴的基本框架(一级、二级目)、基本数据和主要业务总量历年要有连续性和可比性,可比性决定年鉴使用价值的有无、大小,历年连续可比,就能使读者看清一个地区,一项事业,一个行业发生、发展的轨迹及兴衰起伏的过程。历年数据和资料无法对比,就会大大影响其使用价值。年鉴的基本数据资料,要保持历年连续性,口径要一致,上下要衔接,历年数据资料应该是滚动的、贯通的,从而形成年鉴历年可比的系统信息。作为信息性的工具书,不仅经济部类,凡是可量化的都应有数字指标,而且年年要有。《北京年鉴》有些栏目是规范的,数据是连续的和可比的。如《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表》、《北京各类企业进出口总额一览表》、《进出口商品构成一览表》、《批准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一览表》、《北京市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成绩一览表》、《北京市运动员破世界成绩一览表》等,历年项目固定,连续记述,可以对比。“审判”栏目从《北京年鉴》创刊以来逐年连续收录其主要业务数据,可使读者看清审判工作历年发展变化的过程,收案多少,比上年升多少,降多少,哪些案件上升,哪些案件下降。

  为了保证年鉴基本数据历年口径统一,1993年底,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同市统计局和市经委、市计委、市建委、市商委、市农办、市对外经贸委有关同志研究,商定了六个一级类目66个分目每年要收录的共178个基本数据。1993216日,由市志办和北京年鉴社发出了《关于规定〈北京年鉴〉经济部类栏目必要数据的通知》。

  二是跨年度性的重要工作(工程、项目)要有连续性记述。年鉴是今年记载上年,上年与今年之间,不仅时间上紧密衔接,而且事物发展也有内在联系,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无法抽水断流。客观事物是连续发展的,作为反映客观现实的年鉴当然也应该连续记述。党和政府很多政策出台,重大工程(项目)实施,重要工作(活动)管理体制改革等,上年要贯彻实施,下年要接续去做,往往要跨越若干年度才能最终完成。如,2001年申办奥运会成功,至20088月在北京举办,历时8年;大气污染的治理,北京从1998年首次公布大气质量后,分若干阶段采取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年复一年地连续记述。

  3.信息的工具性。编纂年鉴,首先要定性。年鉴界公认它是连续编纂的年度性的资料性工具书。工具书是年鉴的本质属性和特征。这就把年鉴同其他出版物的性质和功能区别开来了。

  首先,年鉴不同于教科书和政治理论专著。年鉴不承担也承担不了直接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教训,阐述某些工作的重要意义,评论某些工作的成败得失等任务。不承担工具书本身功能以外的任务。它应当保持一种客观、平实、朴实的文风,开门见山,直陈其事。善于选用重要资料,用对比的数字,用典型事例说话,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不是哪一个编纂者个人的兴趣或爱好,而是年鉴的性质、功能本身所决定的。

  其次,年鉴也不同于其他媒体(平面、立体、网络)。媒体要发挥正确舆论的导向功能,是政治宣传的重要阵地,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当今信息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跨越千山万水,天上人间,使世界变成一个没有边界的信息空间,成了一个地球村。一地发生灾害,媒体争分夺秒,跟踪报道,滚动播出,迅速传播信息,动员鼓舞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去夺取胜利,发挥巨大的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但是年鉴是上一个年度的信息,时效相对滞后,除少数外一般每年10月至12月出版,离所记述的内容相距在一年左右,难以起到及时宣传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同媒体的时效性相去甚远。但是年鉴集一年为一瞬,集万卷为一册,这是年鉴的极大优势和特点,又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也不能代替的。

  再次,年鉴同其他工具书也有不同。图书按其基本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供人们连续系统阅读的,如教科书、政治理论著作、小说等;另一类是专门供人们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能方便快捷地查到所需要知道的信息或知识,就是工具书。工具书的特点,年鉴都有,但是又有所不同,很多工具书,如《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等都不是一个年度的,也不连续编纂,只是隔一定时期修订再版。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与年鉴虽同属工具书,但它是知识性的工具书,担负荟萃和传播各种知识的任务,阐释科学原理和定义。显然,年鉴不承担也承担不了这样的功能。

  明确了年鉴的性质,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年鉴的体例、结构、选材、标题、条目编排以及记述原则与方法,对于避免一些不适当的评论,摆脱所谓的宣传色彩,提高年鉴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4.信息的单一性。地方综合年鉴以条目体为主(有的专业年鉴以文章体为主)。根据内容记述的范围,条目一般分为两类:即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综合性条目,置于类目(第一个层次)之下,称“综述”,对该行业(事业)综而述之,反映全局,突出特点,使读者看清大势大略。单一性条目是地方综合年鉴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基本编写单元,一般占全鉴篇幅70%左右。单一性条目由三部分组成,即:标题、正文、作者署名。每一个条目有一个独立的主题,要素基本齐全,一个条目就是一个基本编写单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信息实体。条目具有单一性,独立性和排他性。一个主题只列一个条目,条目之间,互相排斥,不能互相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一种记述不符合条目单一性的原则,就是一个条目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虽然相互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信息。如“外经”与“外贸”应列两个条目,不能混为一体。有一个条目,标题是“社会事务管理”,篇幅长达600字,涵盖九项各有独立主题的信息,即:成立行政服务中心;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培育行业协会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取缔非法民间组织的违法活动;新登记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婚姻收养登记;深化殡葬改革;制定见义勇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行政区规划工作。

  上述内容都是有实用价值的信息,却集中在一个条目中记,掩盖了九项应该独立发布的新信息。这种写法类似于地方志基本竖写单元(节或目)以类系事,同类集中的记述方法,却不是作为工具书的年鉴的写法。

  5.信息的完整性。《北京年鉴》是记述北京市现在行政区域内(含市、区、县)上一个年度全面情况的工具书,由各部门提供资料,坚持分类编纂同类集中的原则。因此它记述的信息应当是全面的、完整的,是涵盖全社会的而不是局部的、个别的。如:各行各业的重大成果,重大事故(自然或社会的)的整体数据;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竣工时间;重要会议、活动,领导人出访、外宾来访的起迄时间;重要外事活动、物价调整、机构体制改革应由主管部门统一发布;本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获全国、全军表彰的劳动(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院士称号;国家科技三大奖(国家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茅盾文学奖、邹韬奋奖、范长江新闻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等。上述项目都应由主管部门发布全部信息,而不能只记某一个或某几个单位的情况,否则就是不完整的信息。

  6.信息的实践性。年鉴的信息具有鲜明的年度特征,记述时坚持纪实性原则,记述上一个年度已经实现、完成的(含阶段性成果)事物,不记预测、计划或展望未来还没实现的内容,理由如下:

  一是年鉴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计划、预测、展望是各级政府十分重要的工作,用以指导、规范未来。但是年鉴的功能决定了,在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时,在进行决策、规划以及科学研究中,在为修志准备资料中,不能靠计划、未来展望,只能靠已经实现的事实,这已为大量实践所证明。事实最有说服力。而计划、展望并不等同于现实。

  二是年鉴记述不能超越当年。年鉴编纂的一条原则就是严守年度性,一般情况下不能随意超越。年鉴要一年接一年连续地编下去,上一部年鉴同下一部年鉴是衔接的、连续的,超越上一年度的计划属于下一部年鉴编纂的范围。既然年鉴不断续编,就没有必要将本应下一部年鉴编纂的内容提前放到当年年鉴中记述,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含,结果势必前后(事实、数字)矛盾,给读者用鉴增加核实、考证的困难。

  三是计划、展望与现实有巨大距离。从国家和北京市的实践看,有四种不同情况。①原来计划、展望完全如期完成。时间既不提前,也不延后;数量(产量、工作任务)既没有减少,也未超额,与原计划吻合。历史证明,这在实际中是不多见的。②计划提前或超额完成。我国于1987年首次使用手机,当年有10000部,当时预测到2000年可以达到80万部,实际上到2000年国人拥有手机达到8700万部,高于预测108倍(据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2009324日晚在北京电视台的讲话)。③计划未能如期完成,在实际工作中是常见的。如国家环保“十五”计划,温家宝总理2006年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全国没有实现原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④计划进行调整。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因形势发生变化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中间进行调整是难以避免的,这方面例证很多。北京市原有470个开发区,根据国务院指示,北京市2004年对开发区进行整顿,只保留28个,砍掉94%2006年又整合为19个(国家级3个,市级16个),占原有470个的4%。再如北京奥运主体工程——国家体育场“鸟巢”,原计划2006年年底竣工并投入试运营,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北京奥组委负责人宣布推迟到2007年底竣工,同年又宣布推迟至20083月竣工,实际上到2008628日,北京奥组委负责人才正式对外宣布“鸟巢”全部竣工。

  如果把上述没有完成或提前完成的计划、展望都记入年鉴,就会留下一段不真实的记录,使当代或后世难以考辨真伪。至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及市委、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决议、法律、法规(行政的或地方性的)等,已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次,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不能等同于市级各工作单位一般的工作计划、预测和展望。

  7.信息的借鉴性。年鉴选材要注意信息的借鉴性,强调年鉴的借鉴性,有两方面的必要:一方面是年鉴自身的宗旨决定的。年鉴这个书名本身就把宗旨和名称融为一体。鉴有三层意思。一是镜子的意思;二是照的意思;三是借鉴意思,鉴往知来。古代青铜器制品,形似大盆,用以盛水,古时没镜子,先人就用鉴来照影。后来有了镜子就不用鉴了。所以铜器可称为镜。古语:“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的前进中出现新问题是客观存在。任何时候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有发展,也会有曲折;有胜利,也会有挫折;有成功,也会有失误;有喜,也会有忧。历史发展是曲折的,我们处在伟大的变革时代,所进行的事业前无古人,没有现成路子可循,是在不断探索中。搞建设可以进行可行性研究,科学决策可以减少失误,但是不可能避免失误、曲折,决策的最佳方案,只是比较而言,万无一失、十全十美的方案是没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一般说错误难免,决策失误也很难免。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深刻的变化,《北京年鉴》应当以主要篇幅,充分地加以反映,但是也不回避矛盾和问题,要坚持全面性,避免片面性。

  对有的年度发生的一些典型的、有借鉴意义的、关系到广大群众利益的事件,《北京年鉴》没有记。例如,2001127日北京大雪,带来整个北京交通瘫痪。但是,《北京年鉴》的有关气象和道路交通管理栏目都查不到这宗使北京全城交通瘫痪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当时《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都进行了批评,我们应该留下这个历史的记录。2003116日晚,又来一次雷雪突袭北京,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11月份首次观测到的最大初雪,北京交通基本畅通,《人民日报》对此做出了表扬。《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127日通稿的引题是“天灾人祸如何应付”,主题是“考验政府管理能力”,指出:“116日晚,一次罕见的雷雪天气突袭首都北京。这场有气象记录11月份首次观测到的最大初雪,并没有给人们的出行带来太多的不便,北京的交通基本畅通。这不禁让人想起2001127日,同样是一场大雪,却带来整个北京交通瘫痪,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局面,不能不归功于此后北京成立的由公安、交管、市政、环卫、气象等部门联合组成的雪天道路交通保障应急指挥系统。”

  8.信息的公共性。信息的公共性也可以称为社会性。年鉴每年都要面对大量纷繁复杂的信息,内视信息与外视信息交织在一起,怎么选?选哪些,不选哪些,是摆在编纂人员面前必须分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外视信息与内视信息是年鉴专业的一个专用术语。外视信息是指政府组成部门所承担的职能和主要职责,以及企事业单位所担负的对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能。1995年和2000年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先后由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市政府各组成部门的职能和主要职责,它的职责是面向全市、全社会公众的。内视信息是指上述机关单位只面向本机关单位内部职工的工作、活动,与全社会公众没有直接关系,如:单位内部中共支部建立,职工考勤、考绩、评奖,规章制度,文体活动,安全保卫等。一个面向全社会公众,一个面向内部职工,性质、职能、范围不同。例如: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机关对内部职工的计划生育管理是内视信息,而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根据市政府授予的职能和职责,管理和发布全市计划生育管理的信息,则属于外视信息。年鉴选材就要站在全局高度,选取重要的外视信息,反映为信息受众——广大读者最关注的体现政府职能和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新信息,至于某个机关、单位内部的信息,没有公权力,同社会公众没有直接关系,广大读者是不感兴趣的。

  9.信息的地方性。地方综合年鉴信息的地方性,是相对于全国性的信息而言。既关系地方年鉴的定位问题,也涉及选材的角度问题。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及其下面各工作部门,每年都要召开若干次会议,怎么记述,是年鉴编纂中经常遇到的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作为北京市一级的综合年鉴,一般不全文照登上述中央会议的内容,重在记述北京贯彻落实的结果。如1992年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北京年鉴》没有刊发会议内容,而是在卷首显著位置开辟专栏:《中共北京市七大召开》。全文刊载市委工作报告、总结讲话等主要内容,共4万余字,突出反映市委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领导班子建设,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情况。

  北京市各行各业各部门参加中央、国务院有关工作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怎么记?同样也有个选材的角度问题,有些条目初稿记述这类会议时,往往仿照新华社向全国发的通稿,从全国整体角度而不是从北京市的角度记述,主次不分,轻重倒置,详细记述会议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加人数,共表演多少节目,共获得多少奖项,介绍了什么经验,写到最后才轻描淡写地交代几句北京情况。作为北京市的综合年鉴,对上述专业会议,除交代会议背景(时间、地点、人数、主要内容)外,主要记述北京市有关部门参加会议的情况,到会人员及活动(表演、论文、发言、获奖、参与主办等)。有一个条目,标题是“全国人事系统评选先进”,从标题上看不出和北京有什么关系,好像新华社发的通稿。但细读条目全文,发现北京市有两个区县在会上被评为先进。所以应该从北京市的角度,把标题改为“本市两区县获全国人事系统先进单位称号”,就突出了北京,而且把一般标题改为实标题,读者一目了然。

  10.信息的主体性。年鉴单一性条目要求:每个条目都应突出主体内容。在记重要会议时,编纂者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会议的主体内容,信息的受体——读者最关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信息。有些会市领导到会并讲话,反映对该会的重视,要记。但是,一般不宜首先用大量篇幅主要记领导人的活动,而忽视甚至掩盖了会议的主体信息。有个条目标题是:“召开市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原文引述如下:“20021129日,龙新民、蔡赴朝、张茅等市领导同志出席,会前,刘淇等领导同志接见部分获奖代表,刘淇希望文艺工作者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更好的力作、精品。本届大会对17部作品进行表彰。”这个条目没有重点突出会议的主体信息,首先是用主要篇幅向读者提供的主要信息是市里四位领导出席和讲话内容。条目全文123个字,记述领导人的篇幅114个字,占93%。该条目的主体内容是17部作品获奖,却被放在全文最后,只一句话(“对17部作品进行表彰”),10个字。至于17部作品是什么?作者是谁?则只字未提。这样颠倒会议主体信息的写法,在过去稿件中也常见。年鉴编纂者要树立群众观念。这样的会议,领导讲话应该记,但是切不可忘掉信息的主体是获奖作品及作者。不仅作为资料性工具书的年鉴不应这样记,就是担负宣传任务的媒体也不能这样记。

  11.信息的规范性。年鉴作为工具书,信息的编纂要做到规范化。在同一部年鉴中,至少在同一个类目(第一层次)中,收选同一类事物(企事业单位、团体、建筑物、出版物、人物、会议等),都应该制定共同需要包括的基本要素,使之具有共同性和可比性,避免随意性,否则,同一类事物,要素不一,此有彼无,彼多此少,信息就失去共同性和可比性,就没有多大实用价值,只不过提供若干个相互没有联系不能对照的个体而已,这是工具书编纂之大忌。如年鉴收录逝世人物,不论是领导干部或是代表性人物,都要制定入鉴标准,规定什么样人物可以入鉴,同时制定收录人物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姓名、生年、逝世时间(年月日)、地点、性别、籍贯、民族,最后主要职务、职称、获得的荣誉称号、代表性著作。这些要素不是每个人都同时具备。年鉴只介绍客观情况,对其一生是非功过不进行评论(不照录悼词、讣告的评价),也不冠以伟大、著名等修饰词。对出版物记述的基本要素包括:书名、作者(个人、集体),主要内容(客观介绍),字数,出版时间,出版单位,获奖情况。对其学术水平、价值、意义不作评价,应由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评说,并经受历史检验,年鉴的性质功能决定它不承担对各种出版物评论的任务。

  关于会议条目记述问题。作为市一级唯一一部综合性年鉴的《北京年鉴》,对会议的收录要站在全局高度,一般只选收全市性重要的,对现实工作有指导意义的会议,如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北京卫戍区召开的重要会议,对一般性的例行会议和各工作部门的会议一般从严掌握。

  年鉴和媒体对会议选材和记述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媒体对会议报道一般要突出哪些人到会,谁主持、谁讲话、谁颁奖、谁总结,罗列一大串名单,以及会议盛况,场景气氛等。而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对会议记述的基本要素有6项,即: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及数量、举办单位、主要内容。重在记述会议发布那些新信息,决定、解决了什么问题。对会议上领导的报告、讲话内容可用精练文字进行概要记述。

  12.信息的准确性。年鉴的信息必须准确。准确是年鉴的生命,是年鉴的价值所在。作为工具书,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仅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若用之于规划、决策和研究还十分有害。准确性应是全面的,不仅数据、史实,而且图、表等都要准确。从《北京年鉴》历年来稿情况看,大体经常出错的问题有10个方面即:数字差错、时间差错、机构名称错误、书名错误、图片错误、地点错误、简称错误、领导人姓名错误、领导人职务错误、生者错为逝者。

  为了确保年鉴信息的准确,一定要做好校对工作。这是年鉴工作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古圣先贤历来重视校对工作,于是乃有“校雠”(chóu)之说,意思是校正文章的错讹要像对待仇敌那样,疾恶如仇,一丝不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鲁迅、郭沫若等大家对自己的文章都曾自己校对,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校对虽然是一项烦琐、枯燥、细微而又很难、很苦、很累的工作。但是,它是关系年鉴编纂出版质量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鲁迅说:“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一旦出了差错,轻则闹出笑话,重则可能出现政治上的错误,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要做好校对工作,主要编纂人员要不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提高政治敏锐性,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这是搞好年鉴也是做好校对工作的基础。校对时要严肃认真,审稿聚精会神;遵循校对规则,方法得当;要有节奏,适当停顿;校对工作要贯穿从初审到出版的全过程和年鉴工作的各个方面;要照顾一般,又有所侧重。凡属重要事件、文章,关键政治名词,数字,重要时间、地点,领导人姓名、职务,有关民族宗教以及涉台、涉外组织和事务等,至少校三遍以上,反复核校,不但确保一字不错,连标点也要准确无误,切不可把标点当成微不足道的技术层面的小事。2004年《北京年鉴》有一个条目(校稿)写道:“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周明伟、尤兰田……”。尤兰田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初看此条,还误为尤兰田的工作有了调动,经过查验,并无变动,原来周明伟后面应为逗号,却错写成顿号。因标点错误,也曾把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职务搞错了,由于及时校出,才避免了错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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