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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市、县(区)年鉴编纂中常见的突出问题
——从两广出版的30种市、县(区)年鉴谈起

点击数:40592011-10-25 00:00:00 来源: 中国年鉴网

今年5月,广西地方志部门举办市、县(区)年鉴主编培训班,请我授课。为准备授课提纲,我调阅了10种广西近年出版的市、县(区)年鉴。8月,广东地方志部门举办全省年鉴主编培训,也请我授课。为了帮助我提高讲课的针对性,主办单位给我寄来20种广东2010年出版的市、县(区)年鉴。我先后用了10多天时间,对这30种两广出版的市、县(区)年鉴作了一番研究。总的印象:其中不乏精品,也有质量十分低劣的产品。多数年鉴内容丰富,编辑加工精细,体例比较严谨,装帧和版面设计大气精美;但是,也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从总体设计到内容编写都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在这里,我想通过对这30种年鉴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与大家一起探讨提高市、县(区)年鉴编纂质量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一、总体设计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综合情况篇幅太小,内容不够全面

地方年鉴的内容依其具体作用为标准,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综合情况,如许多年鉴中的“概况”、“概貌”或“总述”、“综述”;二是动态信息,即分门别类记述的年度大事要闻,如地方综合性年鉴中的政治、法制、经济、产业、文化等,地方专业(行业)性年鉴中的生产经营、基本建设、综合管理,等等;三是附属资料,包括领导讲话、工作报告、统计资料、法规文件、大事记、书目文摘、附录等便览性、参考性资料;四是检索系统,一般由书前的分类目录和书后的主题索引构成。综合情况、动态信息和附属资料在年鉴中不可或缺,因为人们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情况,总是由综合到专项,从一般到具体。这三个部分的内容安排,是符合人们的这一认识规律的。而检索系统则是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必备的工具。上述四个部分内容是年鉴框架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这四个部分的构成比例,不同的年鉴往往会有不同的方案,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强求一致,但应当可以有合理化的建议。前几年,我为了写作《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一书,曾对国内外30种较有影响的年鉴作过统计分析,这30种年鉴4个部分的平均值是:综合情况占7%,动态信息占56%,附属资料占29%,检索系统占8%。我想,这样的结构比例是较为合理的,值得大家重视。但不少地方年鉴的编纂者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导致这四大支柱并不牢靠,有残缺的,也有撑不起来的。常见的突出问题是综合情况篇幅太小,内容不够周全。据我对两广出版的30种市、县(区)年鉴的粗略统计,综合情况(“概况”或“概貌”)的平均篇幅只有2.31万字,约占总篇幅的3.24%。其中篇幅最大的4.35万字,占总篇幅的4.5%,离7%的理想指标比较接近;篇幅最小的只有3600多字(内容简略到只有地方的某些基础信息,完全没有年度概况),仅占总篇幅的0.79%,离7%的理想指标差距遥远。总体来看,综合情况栏目不多,综合性不强,内容比较单薄,难以承担全面反映一个地方基本情况的任务。

为什么将综合情况的篇幅压缩到如此之小?原因也许有两个:一是不知道如何把握地方年鉴综合情况的内涵,二是担心综合情况与动态信息等内容交叉重复。

关于综合情况的内涵。我们知道,地方综合性年鉴的名称一般由两个关键词组成:一个是地名“××”,一个是“年鉴”。年鉴的综合情况,不论称“概况”、“概貌”也好,称“总述”、“综述”也罢,都得对应这两个关键词,即不但是××地方的概况、概貌、总述、综述,同时也是年鉴即地方年度情况的概述、概貌、总述、综述。因此,它既要提供一个地方的位置、面积、人口、自然资源、行政区划等基础信息,同时也要概括反映这个地方年度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基本情况;仅仅提供基础信息而不反映年度概况,或只反映年度概况而不提供基础信息,都达不到综合情况内涵和外延的要求。

至于担心重复,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任何大型工具书中,综合记述和分科(分项)记述内容交叉都属正常现象,交叉的内容有少量重复不但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这是保证知识、资料完整性的需要。一般说,重复率不超过总篇幅的5%,就是合理的,读者也是可以接受的。年鉴中的其他内容,如大事记、统计资料等都不可避免地会与动态信息等内容相交叉,交叉的内容只要不是大面积直接重复,也是合理的。

综合情况策划设计和内容安排的基本要求是“概”而“全”。“概”就是简约概括,“全”就是对应领域年度基本情况和相关基础信息没有大的遗漏。综合情况如果不简约概括,就会与后面的动态信息及其他内容资料大面积重复,白白地浪费版面;综合情况如果不全,就担当不起宏观反映对应领域全面情况的任务,也满足不了读者的阅读检索需要。那么,要全到什么程度呢?原则上应该全到让读者通过综合情况便能从宏观上了解和把握对应领域年度基本情况及相关基础信息的程度,即后面分门别类记述的内容,凡涉及全局的、十分重要的、对人们了解全面情况有帮助的,都应该兼顾到。当然,这里所谓兼顾,一般只能是提到、点到,不宜充分展开,充分展开是动态信息各部类和附属资料的任务。为了达到“全”而“概”的要求,不少地方综合性年鉴综合情况的内容设置,一般都包括地方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资源、民族、宗教、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等基础信息,还包括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这样的内容结构,既能宏观反映地方的概貌,又能避免与后面的内容直接重复,值得重视和借鉴。

(二)动态信息有不少疏漏,分类不尽合理

动态信息是年鉴的主体内容,着重记述年度内方方面面的大事要闻,通常占全书总篇幅的50%以上。由于篇幅较大,合理分类就显得十分重要。年鉴动态信息分类方法,主要有分类法和主题法两种。主题法是按不同的资料主题进行分类,所有主题相对而立,不强调主题之间的领属关系,编排一般按音序或字顺排列。分类法是按资料的性质进行分类。分类法的“分”,即区分;“类”即类集。区分是对资料不同内在属性的判断;类集是在对资料共同属性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将其归入既定的分类体系之中,即所谓归类。分类法强调信息资料的同类性及其从属关系,其长处是能够让读者触类旁通、循序渐进地阅读检索。目前,地方年鉴基本上都采用分类法对动态信息进行分类。

动态信息在年鉴中是一块大蛋糕,分类犹如切蛋糕,将大块切为中块,中块切为小块,以便于一口一口地吃掉。对于地方年鉴来说,大块切为中块,就是动态信息各部类的划分;中块切为小块,就是各部类信息资料的再次复分,部类细分为分目、次分目,分目、次分目细分为条目。从两广出版的30种市、县(区)年鉴来看,第一轮切块的结果,即部类的划分,应该说多数年鉴都比较整齐、周全,缺门漏项的并不多见,只是分类有粗有细,类目有多有少而已。有的年鉴实行大部类设计,类目只有政治、经济、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等五六个;有的年鉴实行小部类设计,类目多达二三十个。这都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往下细分,即第二轮、第三轮切块,有的年鉴就显得不够周全、不够严谨了。说不够周全,就是在分目这个层次上,有不少疏漏。例如,有的城市年鉴没有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园林管理的分目,也没有市场包括各种要素市场以及楼市、股市、证券、上市公司的分目或次分目;有的重点旅游县(区)的年鉴,没有旅游行业管理的分目;有的贫困县(区)的年鉴,没有扶贫开发的分目,等等。说不够严谨,就是不按资料的性质,而是按资料涉及单位的行政级别分类。例如,政府采购、财务结算本来都是财政工作的一部分,但由于有的地方政府设有政府采购中心和财务结算中心,而且行政级别与财政部门相当,因此,有的地方年鉴就将“政府采购”、“财务结算”设为分目与“财政”并列在一起,这显然是依照涉及单位的行政级别区分资料。又如,邮政通信、电信通信、移动通信依其资料的性质本应合并设立“通信” 分目,但有的年鉴却分别设立互相并列的3个分目,这明显是在迁就3家通信运营商。此外,有些应收入综合情况(“概况”)的基础信息,如环境状况、民族宗教情况、旅游资源等并没有收入“概况”,而是散见于动态信息各部类。有些明显属于动态信息的内容如市场建设、开发区建设、安全生产等,却在综合情况(“概况”)里设有专门的分目。这也说明分类不是很严谨。而这30种市、县(区)年鉴动态信息分类最常见的突出问题,则是“社会生活”部类的内容界定和归类明显不当。这对于许多地方年鉴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做一些探讨和分析。

“社会生活”,一曰“社会”,一曰“生活”。“社会”和“生活”之间本来应加一个中圆点,少数年鉴加了,多数年鉴没有加;加与不加,其实都得反映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社会,自然要反映社会状况、社会现象、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信仰、社会问题、社会灾难,等等。社会由人组成,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无所谓社会;社会的细胞是家庭,家庭以婚姻为基础。因此,反映社会首先要反映婚姻、家庭;其次要反映不同的人群,包括妇女、儿童、青年、老年,以及特殊的群体——农民工、流动人口、残疾人,等等。还应涉及与人有关的两个基本主题——民族和宗教。反映人民生活,自然要反映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彻底打破,对人民生活这样一分为二地进行反映,仍有其合理性。此外,还应当反映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住宅、社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等。在我看来,地方综合性年鉴的“社会生活”部类,至少应设这样一些分目:婚姻·家庭、妇女·儿童、青年、老年、残疾人、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宗教、民族、民间组织、城镇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物价、住宅、社区、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灾难事故、救灾救济、殡葬等。没有这样20多个分目,很难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不少地方综合性年鉴“社会生活”部类的内容十分单薄,常见的分目只有民政工作、民族事务、宗教事务、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物价工作等五六个分目。不但内容不全面,而且多数文不对题,即对应不了“社会生活”的大主题。我们知道,“民族”和“民族事务”、“宗教”和“宗教事务”,“物价”和“物价工作”,都是不同的概念,它们虽有内在联系,但内容侧重点完全不同。“民族”的内容应当包括民族概况、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等等;而“民族事务”一般指民族工作,内涵比“民族”窄很多。“宗教”和“宗教事务”、“物价”和“物价工作”也有类似的区别。民政工作、民族事务、宗教事务、计划生育、物价工作等,就其工作范围和对象来讲,无疑具有社会性,但从本质上看,都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归入政治部类或其他部类。

“社会生活”部类的内容界定应当以人为本,以反映构成当今社会不同人群的生存状况为主要内容,尤其应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给予更多的关注,充分反映他们生存状况,包括他们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自然也包括他们当中许多人目前的真实处境,面临的许多困苦和无奈,等等。年鉴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年鉴中的“社会生活”部类理所当然要透视出各种不同人群的基本情况和真实的生存状况。反映不同人群的基本情况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是“社会生活”的内容重点,或者说是核心内容,任何年鉴都不应有太大的疏漏。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市、县(区)年鉴还做不到这一点。例如,我国东部沿海某些经济发达城市,一百多万户籍人口,两三百万外来农民工。如此众多的农民工长时期的超低收入且缺乏社会保障,在造就了一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同时,也成就了这些城市的繁荣和辉煌;依靠这些农民工长年累月血和汗的积累,这些城市想不富都难。但在这些城市的年鉴中,居然没有农民工或外来工、流动人口的栏目,甚至见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信息,好像这个城市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庞大人群存在。这既不公平,也不客观,值得年鉴同仁认真反思。农民工的不平等、不公正待遇,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这种不公反映到年鉴编纂中也不足为怪,但现在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去年,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高唱的《春天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可如今)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淌。也许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也许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这首歌之所以能走红一时,受到大众的欢迎,并非是由于它有多高的艺术性和娱乐性,而是由于它来自农民工,是农民工的心声、农民工的呐喊。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不再宽容对农民工的不公正、不平等待遇,开始同情和关注农民工。地方年鉴要客观记录现实,就没有理由不关注农民工,没有理由不反映农民工。

(三)附属资料未能形成自己的特色

如前所述,年鉴附属资料包括领导讲话、工作报告、法规文件、统计资料、大事记、书目文摘、附录等便览性、指南性、参考性资料。这部分资料在年鉴中一般占有30%40%的篇幅。认真编好附属资料,可以有效增大年鉴的信息容量,强化年鉴的实用性,突出年鉴的个性和特色。年鉴的附属资料,大部分为一次文献或二次文献。一次文献是指没有经过编选者编辑加工的原始性文献资料,主要类型包括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领导机关工作报告和公报文告,权威人士重要言论,有重要存查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等。“一次文献不可不收、不可多收”。不可不收是因为有的一次文献重要、权威、经典,存查价值较高;不可多收是因为一次文献不论多么重要,在年鉴中也是附属性的参考资料,而且年鉴不论部头多么大,篇幅也总是有限的。二次文献又称线索性资料,通常是在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压缩、概括、抽象、整理、标识、绘制等)的基础上形成,主要类型包括文摘、文献目录、各种名录、大事记和专项年表、统计表和统计示意图、解释性资料,等等。二次文献由于经过压缩加工,具有简约概括、内容直观、易查易读、篇幅小而信息量大的特点,这与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的性质和功能特点十分吻合,因而成为年鉴中广泛应用、不可或缺的资料形式。

观察两广出版的30种市、县(区)年鉴,附属资料的安排和编辑,基本上还算得体。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如领导讲话、工作报告等排在书前,次要一点的排在书后;跨年度的重要资料必须收录时,以特载、特辑的形式刊出,等等,多数年鉴都能妥善处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年鉴“附录”的内容杂乱无章,该进“附录”的资料不进“附录”,不该进“附录”的资料进了“附录”。有的年鉴没有“附录”之名,却有附录之实;而有的年鉴有“附录”之名,却无附录之实。这就有必要讨论一下什么是“附录”,“附录”的内容范围如何界定,其中的资料有何特点,等等。

什么是“附录”?“附录”是附于书后的实用指南性资料。为什么要附于书后?这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翻阅、查考。因为书前和书后都比较容易翻查,实用指南性资料读者查考频率较高,放在书后对于读者来讲确实比较方便。将年鉴“附录”的内容界定为实用指南性,这有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只有约定俗成,其他工具书如此,年鉴也如此。以词语类工具书为例,《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著名工具书就将读者查考频率较高的“中国历代纪元表”、“计量单位表”、“基本常数表”、“元素周期表”等作为附录排在书后。以年鉴为例,《中国经济年鉴》也把“全国重要经济研究机构名录”、“全国重要经济期刊介绍”、“中国经济学团体名录”、“年度经济书目”等实用指南性资料收入附录。《香港经济年鉴》不叫“附录”而称为“便览”,在书后集中收入16万字左右的便览性、实用性、指南性资料,占总篇幅的近10%,主要内容有:香港进出口办法及手续,香港工商机构、主要社团,香港驻海外办事处,各国(地区)驻港领事馆一览表,香港持牌银行一览表,等等。我主编的《中国—东盟年鉴》的“附录”也有五六万字,占总篇幅的6%左右,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驻东南亚各国大使馆,东南亚各国驻中国外交机构,中国和东盟各国货币名称及汇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税削减时间表,东盟各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统计,中国公民赴东盟各国须知,东盟、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比较,等等。由此可见,年鉴“附录”的内容资料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实用性,即经过精心筛选,独具特色,读者有可能经常用得着的重要指南性资料。二是便览性,大多采用表格或开列式的表达方式,读者一目了然,一查即得。三是超时空性,即有选择地收入一些跨地域、跨年度的重要参考性资料。这些资料放在正文中有悖年鉴年度性的体例要求,而放在附录里则比较妥帖。这就为年鉴长期积累一批实用指南性资料,形成自家年鉴的特色和风格开了一个方便之门。遗憾的是,两广出版的30市、县(区)年鉴,多数未能把握好“附录”内容资料的以上三个特点,因而未能编出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附录”。这是需要认真探讨,提高认识,逐步加以改进的。

“附录”排在书后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比较重要而且检索频率又比较高。但是,在年鉴界,不重视“附录”、不重视实用指南性资料的却大有人在。他们的观点是,现在网络很发达,随便上网一点击,任何实用指南性资料都可以很快查得到,年鉴收入这些实用性资料是浪费版面。这种观点表面上有一定道理,其实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如果说网上能查到就免刊,那么,年鉴中有哪些资料在网上查不到呢?应当说,绝大多数都能查得到。这样一来,年鉴还编不编呢?按照这些同志的逻辑,年鉴自然也可以不编了,甚至许多报刊都可以不办了。可是社会现实却是,网络越发达,年鉴出得越多,报纸杂志也越出越厚。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网络发达、信息爆炸、资讯铺天盖地,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检索越加困难,越费时间和精力,越是良莠难分、真假难辨;而人们却越来越忙,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于是,许多文摘类报刊、各种各样的工具书便应运而生,大行其道。年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发展的。美国图书馆情报学家卡茨曾给年鉴下过这样的定义:“有关国家(地区)、人物、事实、专题等方面的有用资料和统计资料的摘要。它是一种不加修饰,去掉形容词和副词……的特殊条目百科工具书。”正因为年鉴是一种权威性的文摘类资料工具书,所以才能够在网络时代大行其道。因此,问题不在于在网上查得到查不到,而在于如何精选精编,适合读者的需要,并长期坚持,编出自家年鉴的特色。

(四)检索系统不完善,索引质量不高

两广出版的30种市、县(区)年鉴在总体设计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就是检索系统不健全,检索工具(目录、索引)不完备、不完善。有的年鉴的目录只有两三个页码,标引深度只达分目,不及条目;大约40%的年鉴没有索引,有的年鉴虽有索引但质量不高,等等。我们知道,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工具性是年鉴的基本属性。工具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工具性指工具书的有用性、实用性,即能够为读者提供可资利用的信息资料,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检索需求;狭义的工具性指工具书的检索性、易检性,即内容资料值得检索、有人检索、容易检索。年鉴作为工具书的一个品种,也是备查备考的实用工具;人们利用年鉴主要是为了求证、查找所需资料,而不像对报纸杂志或文艺作品那样从头到尾慢慢阅读或欣赏。因此,年鉴的工具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检索性,即内容资料富有检索意义,而且十分方便检索。一部年鉴的目录只有两三页,检索深度只及分目,不及条目,而且又没有索引,让读者大海捞针,实在有点难为人家。因此,我建议,凡没有编制索引的年鉴,都应当编制详细目录,细至基本寻检单元——条目及其附属资料;已经编制了索引的年鉴,目录则可以稍简一些,让索引来代替目录揭示较深层次的主题。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年鉴索引的质量问题。我们知道,任何索引要具有较高的质量,一是要有较为合理的索引量,即要维持一定的检索深度,能满足读者的检索需求;二是要规范标引,有序编排,引入参见、互见编排方式,能起到整合信息、重组资料、方便检索的作用。以这样的要求来衡量两广出版的部分市、县(区)年鉴的索引,便不难发现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是索引量不足,索引比偏低。12种有索引的年鉴,索引量大于目录数量的只有3种,其余9种索引量均少于目录数量;有4种年鉴的索引量甚至还不足目录数量的一半,其中两种年鉴的目录有1200多个款目,而索引只有四五百个款目。这样的索引除了用来对付评奖之外,可以说毫无用处。其次,是年鉴索引主题标引不规范,多数年鉴索引款目完全照抄条目,未作任何提炼和重新概括,不严格使用规范的词或词组、规范的名称和概念来做主题标引,索引中冗长的标引和不规范的简称、缩语随处可见,导致索引的易检性很差。此外,多数年鉴的索引尚未引入参见、互见的编排方式,所编制的索引起不到整合信息、重组资料的作用,使用功能也不强。为了提高索引的质量,必须努力克服上述缺点,完善索引功能。当务之急是要增强索引深度,加大索引量,将索引比提升到1∶1.5以上的水平,并切实改进标引和编排方法,使索引真正成为快速检索年鉴内容的实用工具。

二、内容编写的某些不足

(一)记述深度普遍不够

所谓深度不够,是指内容比较肤浅、单薄,未能提供翔实的资料和丰富的有效信息。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读者具有社会广泛性。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检索需要,为了在多种传媒、多种信息载体的激烈竞争中赢得更多的读者,年鉴应当以“博、大、精、深”取胜。“博”是内容广博,涉及面广;“大”是成书规模大,信息资料容量大;“精”是精选精编,内容精当;“深”是选题选材和记述有一定的深度。袖珍本不是年鉴的优势,内容单薄、篇幅短小精悍不是年鉴的特点。年鉴的特点、优势在于它的资料性和综合性,在于它内容的博大精深,在于它面对许许多多的读者都有可供检索、可资利用的信息资料。年鉴容量不足,资料不全、不新、不精、不深,将无优势可言,甚至会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对照“博、大、精、深”的要求,我们不难发现两广部分市、县(区)年鉴存在诸多不足,突出的问题是记述深度普遍不够。具体说,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部分栏目和条目未能细分主题,拓深反映的层次。例如,反映自然灾害的内容,未能将其细分为旱灾、水灾、风灾、地质灾害等;反映市场的内容,未能将其细分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更没有将要素市场再细分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记述物价变动情况,未能将其细分为生活资料价格、生产资料价格、服务价格以及股市、楼市的行情价格,等等。此外,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数据也未能全面反映,例如列入“十一五”规划的60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相关文稿中就没有系统反映;衡量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16项基本指标,在相关文稿中也没有全面反映。我们知道,读者利用年鉴主要是为了释疑解惑和查找有用的资料。而资料要切实有用,除了要做到真实可靠之外,就是要具体实在。这就不能过于笼统,不能过于简略,不能太过“粗线条”。粗线条的资料,一般只能提供追踪的线索,很难为读者直接引用,很难帮助读者解决实际问题。因此,适当细分主题,拓深年鉴反映的层次,为读者提供具体实在的资料,是我们必须坚持做好的工作。当然,也不是情况越细越好,数据越多越好;不要将鸡毛蒜皮扫做一堆。凡事都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

二是选题不分重点和一般,造成条目内容较为粗浅。年鉴条目应当区分重点和一般。所谓重点,主要是指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成就、重点领域、重要机构、重要人物的条目。重点条目的选材应当深一些、细一些,一般条目的选材应当浅一些、粗一些。如果不加区别地平均使用力量,所有条目都只提供资料线索,年鉴的可读性、实用性必然大打折扣;反之,所有条目的记述都深入一步,都提供详尽资料,则年鉴的篇幅将会无限膨胀。将条目选题区分为重点和一般,实行重点和一般相结合,对重点条目的选材有所侧重、有所深入,这是年鉴既能有效控制篇幅,又能充分兼顾其可读性、实用性的较好方法。但从两广部分市、县(区)年鉴来看,似乎编者和作者都没重点和一般的概念,大量的篇幅用来记述那些谁也不关心,压根不会有人查考的机关日常事务和年复一年的例行工作、例行会议,以及官员之间的走访、应酬活动,等等。而对于一些具有年度标志意义的大事要闻却轻描淡写,点到为止;一般动态信息的内容只见事不见人、只见工作不见人,而人物部类所记的人物全是鉴定式的写法,干巴巴的,既没有血也没有肉。这就造成年鉴内容编写的一般化、浅薄化,未能以独特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吸引广大读者。这是我们的年鉴出版越来越多,读者却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市、县(区)年鉴一般只有五六十万字,最多不过百万字,怎么可能记得那么生动具体、有血有肉呢?一百万字还少吗?不少了。五六十万字还少吗?也不少了。大家知道,中国历史学的开山之作,司马迁的《史记》,130篇,52万字,记述西汉中期汉武帝以前中国古代3000年的文明史,不但历史脉络分分明明,而且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生动具体的记述,尤其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记述,十分生动感人。例如,在项羽本纪中,说到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罢,美人和之。这时候,“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然后,告别美人,策马而去……寥寥数语,生动传神,将一个盖世英雄在穷途末路的危难时刻,依然豪气不减,慷慨高歌,同时又怜香惜玉、儿女情长表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此外,许多著名的成语,如约法三章、韩信点兵、项庄舞剑、冯唐易老、衣锦还乡、死灰复燃、扫门求见、舌卷齐城,等等,均出自《史记》。《史记》之所以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主要是司马迁发明了纪传体,为重要人物立传;善于区别重点和一般,一般不表或三言两语,重点则浓墨重彩;重大历史事件运用全景式写法,不少历史事件就像一出出大戏展现在读者面前;重要历史人物大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这样,《史记》就将沉叙的历史完全写活了,它不但成了不朽的历史巨著,也成为伟大的文学名著。年鉴编写很有必要借鉴《史记》的笔法,将面上一般情况的高度概括和点上重要情况的深度报道、生动具体记述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重视情景记述,重视语言的情趣和人情味,以提高年鉴的可读性,为当代提供富有价值的实用资料,为后人留下可资利用的珍贵史料。我们的年鉴以五六十万字、上百万字的篇幅,专记一个地方、一个行业的年度情况,对重大事件、重点题材都没有一些生动具体的记述,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二)部分条目编写有失规范

条目编写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这是由年鉴的工具书性质决定的。任何工具书都按一定的规矩编纂而成,这些规矩的总和,就是工具书的体例。资料性、年度性、检索性既是年鉴的基本性质,也是年鉴的基本体例规范。至于具体的体例规范则包括总体设计体例、选题选材体例、条目和文章编写体例、成书加工体例等。其中条目编写体例,涉及选题选材时限、范围、原则和标准,内容要素规范和记述程序要求,以及语言文字、文体文风、称谓、时间表述、数字用法、计量单位表达、技术格式规范等,具体包括如下九个方面:一是条目有相对独立性,即必须是可以独立检索的资料主题;二是选题选材有统一的时间界定,基本内容以一年之内的信息资料为主,以跨年度的历时性、背景性资料为辅;三是有统一的设条标准和选材原则;四是有统一的内容要素规范和记述程序要求;五是统一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文字表达达到通俗、简明、生动的要求;六是统一各种名词、名称;七是统计数据前后左右不矛盾,量词基本一致;八是时间表述写出准确的世纪、年代和年、月、日,不使用模糊不清的时间代词;九是条目附属资料(表格、示意图、照片、解释性资料等)与条目释文配合紧密,内容不相佐,等等。以上述要求来对照两广部分市、县(区)年鉴,不难发现有许多不足之处。由于时间关系,这里着重分析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相当多的条目缺乏相对独立性,不便于独立检索。我们来看这样一批条目:内部管理、自身建设、业务拓展、服务管控、奖励制度、责任考核、优质服务、后进转化、发展成果、领导考察、行业管理、业务培训、基础设施、良种良法、各项事业、问题与困难,等等。这些选题和主题标引,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缺失中心词、关键词,因而没有独立检索意义,读者无法检索或难以检索。如果顺着分类目录往下检,大体上还能知道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但如果离开所在栏目,比如说通过索引来检索,有谁能想得起这样的“主题”,又有谁能猜得出其中的内容呢?想不起、猜不出又如何知道检索呢?条目选题应当以满足读者的检索需求为目的,而要满足读者的检索需求,就要从读者的检索愿望出发,尽量选收读者普遍关注、查检率相对较高的题材,将读者根本不关心、不感兴趣、无法查考的题材排除出去。同时,要重视条目的相对独立性,一个独立主题的某个侧面或层次(前面列举的所谓条目多数均是),一般不要单独设条;确有必要单独设条时,必须明确标引,亮出关键词、中心词,以方便读者查阅。

二是部分条目内容要素不全,造成一批事主、时间、地点不明,没头没脑、不清不楚的条目。这个问题也相当突出,相当普遍,许多年鉴都有数十个这样的条目,多的达上百条。这里试举两例:

【服务管控】 成立内勤支撑工作小组,加强对车辆使用、安全生产和规章制度执行落实等工作的管控;加强护线工作,并取得较好的成绩,全年保持较低案发率;实施了倾斜机楼的扶正施工,消除通信机楼安全隐患。

【劳模管理和评选】 一是规范劳模管理,关心劳模生活……;二是扩大民主,规范劳模评选……通过差额推荐,集体讨论、征求意见、考察公示等民主程序,评选出2008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名,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5名……

这两个条目都是记事条目,记事条目一般要求按新闻稿的写法,事主、时间、地点、事情经过、结果五要素俱全,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交代原因和背景的,还需要增加事情原因一个要素。当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也可以只记结果,不讲原因或事情经过,在已有前提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不讲地点。但是,事主、时间、结果这三个要素是绝对不可忽略、缺一不可的。像上面两个条目,内容要素残缺不全,什么时候由谁成立内勤支撑小组,什么时候由谁组织评选出2008年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都不清不楚,这样没头没脑的条目很难给读者提供完整准确、实实在在的有效信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批没头没脑的条目呢?这也许是对某些条目写法可以借用辞书辞条的写法、广泛省略主语产生误解造成的。在条目编写中,为了节省篇幅,高度密集有效信息,凡是用名词、名称或独立的概念作条头的条目,如某些地名条、机构条、企业条、产品条、成果条、项目条、会议条、展览条、节庆条、人物条等,都可以借用辞书辞条的特殊写法,以条头词代主语,用无主句直接诠释。只要主语不切换,可以一直省到底。试举一例:

【上海市第八届老年人运动会】 3月16日在上海国际体操中心开幕,6月13日在青松城闭幕。由市体育局、老龄委等单位主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设38个比赛项目,各区、县、行业46个代表团的1426个运动队6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以条头词代主语,用无主句直接诠释的好处:一是撰稿十分简便易行,不必煞费苦心考虑如何开头,如何铺陈过渡,如何结尾;二是通过广泛地省略主语和卡住不必要的套话、空话,能有效地节省篇幅。年鉴中以名词、名称或独立概念为主题的条目,少则一二百条,多则四五百条,以每条节省五六十字计算,省下来的篇幅并不是一个小数,值得大家重视。但是,以条头词代主语,用无主句直接诠释,是有前提的,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条件,就是条头词必须能够充当主语。那么,什么样的条头词才能够充当主语呢?这样的条头词必须是名词、名称或独立的概念,否则不行。例如用“上海市第八届老年人运动会”这样的名称作标题,自然可以广泛省略主词。但如果用“上海市第八届老年人运动会成功举办”这样的句子来标引,就得另外造句,主语不能随意省略,至少在开头不能省略。当然,前面有了主语之后,后面承前省略也是可以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所了解,区别对待,否则就要出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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