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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与创新:年鉴事业的永恒主题

点击数:22862010-05-26 00:00:00 来源: 中国年鉴网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史也是中国年鉴事业繁荣发展的历史。30多年的中国年鉴事业发展历程经历了从规范到创新的两个发展阶段。如今,中国年鉴进入到规范与创新并举的全新发展阶段。强调规范与创新的并重,不再偏重于任何一方,标志着中国年鉴事业逐步走向成熟。本文对年鉴的规范、创新历程作一梳理。并着重阐述规范、创新在年鉴事业的重要性。

中国的年鉴事业从1909年奉天图书馆印刷发行第一部《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之间虽然经过20世纪2030年代的短暂繁荣,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的年鉴只有不到200种;1949年至1978年间,全国出版的年鉴只有10余种。

中国年鉴事业的迅猛发展是在1978年之后的30多年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年鉴事业大发展的起步阶段,在《世界经济年鉴》、《中国百科年鉴》和《中国出版年鉴》的带动下,一批中央直属单位主办的综合性年鉴、专业性年鉴相继出版。1983年,《广州经济年鉴》、《黑龙江经济年鉴》、《辽宁经济统计年鉴》出版,地方年鉴异军突起,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年鉴热”。至80年代末,全国出版的年鉴达500多种。90年代,随着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一轮修志任务的陆续完成,由修志机构创办的一大批地方年鉴相继问世,至1999年,全国出版的年鉴猛增至1300多种。进入21世纪后,一大批专业年鉴和企事业单位年鉴应运而生,至2008年,全国出版的年鉴数量多达2000余种。

年鉴种类的增多是文化事业繁荣的重要标志,同时年鉴事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年鉴作为一个地区一年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载体,它全面载录了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既全面展示了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又称为投资者了解当地经济文化的窗口,为投资经商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用信息。投资者可以根据当地年鉴提供的信息选择投资的领域和规模。所以,年鉴的繁荣既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表现,同时又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关于年鉴编纂的规范化问题


年鉴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年鉴种类的增多必然会促使年鉴编纂者努力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而在年鉴出版初期,年鉴编纂者首先注重的是年鉴的框架、体例、条目要素等年鉴内容的规范性问题。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把年鉴编纂得像一本年鉴。因为年鉴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产品,中国的年鉴编纂者还不是非常熟悉,编纂年鉴还处在一个学习、摸索的阶段,所以在2000年以前,中国的年鉴编纂者注重的是年鉴的规范化问题。许多年鉴工作者都撰文阐述年鉴框架结构、条目要素和编纂体例的规范化问题。1994年,李今山、范作义出版了《中国年鉴规范化》一书(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10月版)。为探讨年鉴编纂的规范化,《年鉴工作与研究》还专门开设“年鉴规范化问题探讨专辑”栏目。后来改名为《年鉴信息与研究》,同样设立“谈年鉴规范化”的专栏。如陈战洪在《年鉴工作与研究》1992年第1期发表的《制定条目内容规范》,对年鉴内容常见的会议性条目、事故性条目、机构性条目、科研成果性条目、工程性条目、竞赛性条目等单一性条目的基本要素作了统一的规范化要求。文师表在《年鉴工作与研究》1992年第3期发表的《年鉴大事记的特点与编写规范》,对年鉴大事记的编写提出四个方面的原则要求。哈幸凌在《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4期发表的《规范年鉴索引编制之管见》,对年鉴索引的编制提出了规范化的要求。可以说,在2000年前,中国的年鉴编纂工作者着重探讨和研究的是年鉴体例、条目要素,以及各篇目内容的规范化问题,并认为规范化是提高年鉴质量的有效途径。任一、郝叶萍在《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3期发表的《浅谈地方年鉴的规范化问题》一文中说:“开展地方年鉴的规范化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进一步提高地方年鉴编写质量,加强地方年鉴的实用性,以更好地为国家社会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年鉴的规范化问题是当时中国年鉴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如何使年鉴从内容到形式更加规范是年鉴界共同追求的目标。规范化成为年鉴编纂的基本要求,成为提高年鉴编纂质量的主要工具。为此,当时还委托不同层级的年鉴编纂单位起草不同层级年鉴的规范化要求,如中央级年鉴规范、省级年鉴规范、城市年鉴规范、县级年鉴规范,拟从框架结构、篇目设置、内容要求、条目要素,以及全书篇幅等方面对年鉴编纂做规范化的要求,以求使全国的年鉴按不同层级、不同类别达到整齐划一的规范化要求。在中国,在年鉴规范化方面做得最好的要算统计类年鉴。全国各地的统计年鉴基本上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其框架结构基本上按照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设置,每个表格均有统一的规范。这样的规范,使得各地的统计年鉴和不同年份的统计年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这种内容和数据的可比性是年鉴这种连续出版物的内在要求,也是年鉴规范化要求的目的所在。规范化使得年鉴这种连续出版物的内容具有延续性,数据具有可比性,有利于读者了解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有利于发挥年鉴的镜鉴作用。事实上,对年鉴规范化的探讨与研究确实对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全国的年鉴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年鉴的编纂质量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此,中国年鉴研究会副会长孙关龙在中国年鉴研究会第七次学术年会上说,19801999年形成了中国年鉴事业第一次辉煌。“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入,中国的年鉴事业爆发式的发展起来,构成了中国年鉴发展史上第一次辉煌。”(《铸造中国年鉴事业的第二次辉煌——在中国年鉴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上的报告》,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增刊)


二、关于年鉴的改革、创新问题


孙关龙在中国年鉴研究会第七次学术年会上肯定了19801999年中国年鉴事业20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肯定了中国年鉴事业在短短20年间就实现了年鉴数量、年鉴理论研究、年鉴人才等质的飞跃。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的年鉴特色和风格强调不够。“至今,真正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年鉴较少,地方年鉴更是这样。讲特色,讲风格,应是我国年鉴由数量规模型为主要特征向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的重要内容,是抓年鉴质量、出年鉴精品的一个着力点、突破口。目前,中国年鉴界存在最普遍的问题是缺乏个性化、特色化、风格化。地方年鉴的框架栏目除特载、概述等外,大多套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各区或各县市的模式,或套用三个产业分目(农业、工业、金融财贸等业),然后再列政治、军事……雷同现象十分普遍,模式化到了机械的地步,似是克隆而成的。结果是城市年鉴与省域年鉴的框架栏目大同小异,位于西北高原不发达地区的省域年鉴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省域年鉴在框架栏目上是一个模式,历史文化名城年鉴在框架栏目上没有历史文化名城的个性和特色,矿业城市年鉴在框架栏目上没有矿业城的特色和风格,港口城市年鉴在框架栏目上没有港口城市的个性和风采……。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创造性的劳动,力戒模式化,它不可能大批量生产,也不应机械化操作,更不能克隆。借用一句有名的格言,‘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的年鉴愈是个性化,才愈是大众的;愈是特色化,才愈有普遍性;愈是风格化,才愈有生命力。”(《铸造中国年鉴事业的第二次辉煌——在中国年鉴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上的报告》,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增刊)

2001年中国年鉴研究会改制换届,中国年鉴研究会成为中国版协的二级学会。许家康当选为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为改变年鉴特色不够、风格不强的缺陷,他大力倡导年鉴的改革创新。他说:“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随着行政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普遍开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年鉴出版管理体制不改革,年鉴内容不创新,将不会有读者、不会有市场、不会有活力、不会有前途。这决不是耸人听闻。”“实际上,年鉴出版改革和内容创新已经迫在眉睫。它不但是各家年鉴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的当务之急。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要继承中国年鉴研究会的事业,以稳定、繁荣、发展年鉴出版事业为己任,就应致力于推进年鉴出版管理体制改革和内容创新。惟有改革,才能闯出新路、永葆活力;惟有创新,才有生存的空间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只有推动整个年鉴界走上改革、创新之路,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年鉴出版事业的第二次辉煌。”为此,他提出:“改革、创新的目标:就个体而言,是将年鉴办成特色鲜明、拥有广大读者、靠发行量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出版物;就总体而论,是造就一批过得硬的年鉴品牌,并逐渐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使年鉴出版业在多种传媒、不同出版物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改革之路漫长而艰险,创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要大胆打破年鉴“千人一面”的格局,勇于走自己的路,办出自家年鉴的特色;要树立市场观念和品牌意识,自觉面对读者的阅读检索需要,大胆创新年鉴内容和表现形式,全面提高年鉴的质量;要努力创造条件,改革年鉴出版管理体制,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年鉴出版体制和经营管理机制,使年鉴事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革创新继往开来》,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1年第2期)在他的倡导下,改革、创新逐渐成为年鉴界的主流,规范化被当作改革、创新的绊脚石弃之一边。实际上,有关年鉴的创新并不是在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年鉴界就有人提出年鉴的创新问题,广东年鉴张柏鉴在总结《广东年鉴》创刊5周年的经验之际,就提出了要勇于开拓创新。(《进取·求实·开拓创新·精心经营——〈广东年鉴〉创刊五周年的实践与思考》,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22期)之后,年鉴界对创新问题一直没有放弃探讨与研究。从《年鉴信息与研究》全文检索数据库中我们搜索有关包含“创新”二字的标题就有160篇之多,而且从1992年到1999年有9篇文章探讨年鉴的创新问题。1999年叶宝根还专门撰文探讨年鉴的创新问题,认为创新是年鉴发展的生命和动力。“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在创新中开拓年鉴工作的新局面是‘年鉴之树常绿’的根本途径。”(《创新是年鉴发展的生命与动力》,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增刊)但是,把改革、创新提到年鉴生死存亡的高度,并且由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在全国年鉴研讨会和学术讨论会上极力推进年鉴的改革、创新,还是2000年之后的事。.2001年开始,中国年鉴界刮起了一股“改革、创新”之风。从《年鉴信息与研究》全文检索数据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160篇标题含有“创新”文字的文章,有151篇是2001年后发表的。由此可见,创新在年鉴界是多么的狂热。2004年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举行全国年鉴评奖,所有获奖年鉴的单位负责人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都离不开“创新”二字。而且许多年鉴编纂单位也将改革、创新付诸于行动,有的推倒原有的框架结构,对全书进行重新设计;有的创办百姓年鉴、生活年鉴等系列年鉴;有的根据政府的工作重心重新设计年鉴篇目。可以说,从20012009年,改革、创新成了中国年鉴的主流。年鉴编纂者不仅在理论上探讨年鉴的改革、创新,而且在实际的编纂实践中也将改革、创新的理念融于具体的编纂工作中。


三、关于年鉴规范与创新的关系


20012009年,中国年鉴界将近10年的改革、创新热潮可以说是对前20年(19801999年)规范化的颠覆。年鉴的规范被弃之一边。为了追求年鉴的创新,有的年鉴连学科的基本分类都不顾,任意设置年鉴篇目。有的年鉴将“改革”、“开放”等设置为篇目,完全不顾事物的科学分类,导致年鉴编纂走入死胡同。实际上,在中国年鉴界轰轰烈烈推行改革、创新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率先提出了年鉴规范与创新的问题。如朱建新在2002年就提出了年鉴的规范与创新的问题。他说:“为保持年鉴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与时俱进,必须要重视加强年鉴的规范与创新工作。”他认为,规范是年鉴工作的立身之本;创新是年鉴事业的发展之路。对于规范与创新的关系,他倾向于:“‘规范’与‘创新’是年鉴工作同一事物体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二者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辩证统一的。正是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年鉴工作循环往复,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对于年鉴工作来说,规范是相对的、阶段性的,而创新是永恒的、绝对的。年鉴的规范是人们的约定俗成,是总结出的经验成果。创新必须建立在年鉴的规范化基础之上,离开了年鉴的规范谈创新,只能使编纂的年鉴走样。如对年鉴资料比例掌握不好,专访、资料性的内容篇幅过大,条目性内容过少,就会使年鉴变成资料汇编。当然,年鉴的规范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僵化规程。当前,我国的年鉴事业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年鉴以往的规范都程度不同地含有计划经济的印记,在这转轨变型的过程中,规范也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所以,提倡规范化,千万不能把规范搞成僵化的条条框框,制约和阻碍年鉴的转轨变型和发展。另一方面,规范化也不同于标准化,规范是在编纂工作中能体现其特点的主要规定、范例的大体一致性;规范只是在编纂原则上、方法上的形成的基本统一,而绝非标准所要求的外形上的绝对统一。我们不必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处处生搬硬套,而要在年鉴工作的长期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去发展创新、丰富它的内容。”(《关于年鉴规范与创新问题的思考》,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2期)胡新力也在同一年对年鉴的规范与创新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规范与创新本身不构成尖锐的对立,而是互动的。不能讲创新就不要规范,全盘否定规范化;也不可讲规范而限制创新,把创新视为不规范行为。规范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认知,规范不是泥古不变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够为规范的完善提供新的依据,使规范更趋完善,如法律也会修订一样。规范的不断完善要靠不断的创新来完成。一些同志在谈到年鉴创新时,提出要创新还是要规范,把规范与创新对立起来,似乎强调创新就会导致不规范。其实,这是对年鉴创新的曲解;也有的同志谈创新时,认为讲规范就阻碍了创新,这同样是一种曲解。”(《也谈年鉴规范与创新》,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4期)阳晓儒在2005年对年鉴规范与创新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他认为创新是硬道理、规范是硬要求,规范与创新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规范与创新处理得好是可以实现双赢的。而且不创新、推迟创新并不等于规范,年鉴要在规范中创新,以创新促规范。“规范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可以进一步促进年鉴的规范、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规范与创新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在年鉴编纂工作中,既要强调规范,又要不断创新。只有这样,年鉴事业才能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对“规范”与“创新”关系的思考》,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5年第6期)实际上,年鉴作为连续出版的出版物,其载录的内容要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要保持相关内容和数据的稳定性,使得年鉴载录的内容和数据具有可比性。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事物和新兴行业,年鉴编纂者不能拘泥于已有的框架和篇目,而排斥新的事物和新兴的行业。年鉴要全面、系统载录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必须不断地对原有的框架进行创新,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设立全新的条目和篇目,载录新生事物和新兴行业的内容。在一批有识之士的极力推动下,中国年鉴界的领导们终于认识到年鉴规范的重要性,并认为规范与创新在年鉴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009年在扬州召开的第19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将年鉴的规范与创新作为大会的主要议题,而不再是只把创新作为年鉴研究的主要议题。并达成规范与创新是年鉴事业发展的双翼,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利于年鉴事业繁荣发展的共识。年鉴编纂工作者要正确处理好年鉴规范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实现年鉴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中国年鉴事业虽然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真正的繁荣发展还是近30年的时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带动了中国年鉴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年鉴事业30多年的繁荣发展,经过了从注重年鉴规范的阶段,到注重年鉴创新的阶段,以及现在的年鉴规范与创新并重的阶段,可以说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年鉴事业逐步走向成熟的历程。通过对年鉴发展历程的梳理,也让我们看到年鉴的发展既不能偏重规范,也不能只强调创新。偏重规范就会使年鉴丧失活力、失去特色,变成“千鉴一面”;过分强调创新,就会使年鉴丧失其赖以生存的基石,使年鉴不成其为年鉴,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年鉴只有在规范的基础上创新,才能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规范与创新是年鉴事业发展的两面,丢掉任何一个方面或过分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利于年鉴事业的发展。规范与创新并重才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正道。年鉴事业的发展既离不开年鉴体例的规范,也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充实年鉴的内容,只有这样年鉴才会长期繁荣发展。所以说,规范与创新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⒈许家康著《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9月版

⒉ 阳晓儒著《城市综合年鉴编纂散论》,线装书局20093月版

⒊《年鉴信息与研究》全文检索数据库(1991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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